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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敬鑫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问题，亮出了“”，表达了“中国态度”，得到积极回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新年贺词提到的：“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这些“中国方案”的推出，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中国方案”频频亮相国际舆论场
随着日益走进国际舞台的中心，中国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地区和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的参与和推动。在此背景下，“中国方案”应运而生。
着眼全球的未来发展方向和中国的自身选择，习近平曾多次强调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他进一步提出用“平等、合作、安全、包容”这四个关键词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支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登上联合国讲台，向世界清晰阐述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及其五方面支撑：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难题，习近平主席在G20峰会发表讲话，从“怎么看”谈到“怎么办”，并开出“四剂药方”：加强政策沟通，推动改革创新，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还提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在互联网领域，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了“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四项原则和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
在扶贫减贫领域，习近平主席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并指出了“四个着力”：着力加快全球减贫进程，着力加强减贫发展合作，着力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着力改善国际发展环境。
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习近平主席在巴黎气候变化峰会上，敦促大会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并提出“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探索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
在核安全问题上，习近平主席连续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了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的主张，以及“强化政治投入、强化国家责任、强化国际合作、强化核安全文化”的四项具体措施。
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从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表态可看出“中国方案”的四大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组成反恐统一战线；多种手段并用，注重标本兼治；不要搞双重标准。
在地区发展与合作上，中国贡献了“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具体方案。在地区安全上，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提出了“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
当然，“中国方案”还远不止这些，交流互鉴的文明观，义利并重、义大于利的正确义利观……这些都是中国面对国际共性问题给出的态度和选择。
二、“中国方案”成为中国话语权的重要基础
“中国方案”提出后，普遍受到媒体和精英层面的积极回应。以亚投行为例，从2013年10月首次提出到2015年12月正式成立的两年多时间里，从倡议到方案，从方案到落地，整个过程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中国方案”带来的话语权可见一斑。这些方案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效力，主要是因为：
“中国方案”多面向国际公共议题，确保“有人听”。“中国方案”从国际国内的现实情况出发，与人们安全、发展和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牵动着大多数人的神经。中国在减贫问题上如何做，在反恐怖主义上如何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措施，将如何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这些早已不再是中国自己的事。如果说以前国际社会担心“中国一打喷嚏，世界会感冒”，现在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打喷嚏后如何采取措施。因此，“中国方案”提出时，已经不再缺少听众。
“中国方案”多用融通中外的语言，确保“听得懂”。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他自己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他提出“中国方案”的各类演讲或者署名文章中，都能感受到鲜活、随和的语言风格。没有说教，没有道理灌输，而是讲故事般娓娓道来，和风细雨，让人看得明白，也更容易接受。
“中国方案”多由领导人正式提出，确保“有人信”。“中国方案”反映的是中国对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对自身承担的国际角色的定位，以及对目标、内容与实现途径的最新设计。这些方案吸纳了各方的意见和智慧，经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正式的国际场合提出后，大大提高了可信度。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强调“言必信、行必果”，这就使“中国方案”具有很大的确定感，确保了“有人信”。
“中国方案”多由中国率先推动落地，确保“看得见”。综观中国的内政外交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方案”一经提出，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效果，甚至在提出之前，中国已经在推动实施。比如，在践行正确义利观过程中，我们对贫穷的国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主动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中国方案”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确保“跟着做”。开放性是所有“中国方案”的共性。“中国方案”是中国的倡议，但中国无意一家完成，也不可能单独完成。同时，“中国方案”自身也不是完美的，需要各国提出补充、修订和完善，而且也愿意与既有的相关方案相互取长补短。以“一带一路”为例，它并不限于沿线的60多个国家，而是所有相关国家，都可以参与其中。
三、推动“中国方案”赢得更多话语权
随着对“中国方案”讨论和落实，中国在一些领域，如应对经济危机、环境保护、扶贫减贫等，话语权越来越大。客观地看，我们争夺话语权的空间还很大，尤其是在新的“中国方案”不断推出的背景下，我们要用好这些方案，发挥更大的作用。
加强“中国方案”的对外传播，提升理念号召力。方案不仅仅是操作层面的办法，更蕴含着我们的价值追求和态度。我们看到，很多“中国方案”在特定场合提出后，国际认知度还不是很高，甚至存在误解。比如在亚洲安全观问题上，有人怀疑中国在搞“中国版的门罗主义”，中国有无真诚意愿维护亚洲安全、中国有无能力推动亚洲安全、中国崛起是否会冲击亚洲安全秩序等问题还被屡屡提及。鉴于此，我们需要加大媒体的报道传播力度，当然，要采取外界容易接受的方式，避免运动式的推广，以便真正实现理念的走出去和走进去。
推动“中国方案”成为国际规则，增强制度影响力。相较倡议和号召，规则和制度的影响力、约束力、引导力自然更高。相关部门应结合领导人提出的各种方案，加以细化，提供更多具有操作性的办法，与现有的、得到公认的国际机制和平台进行对接，形成有益的补充。这样，“中国方案”才能固化为中国规则和世界规则，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话语权。
力争“中国方案”顺利落地，提升实际影响力。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方案最终产生的话语权效果，更多地取决于这些方案能否落地，落地后能否产生预期的成果。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在最初提出来之后，外界的疑虑和但是比较明显的，不少国家持观望态度。但随着一些标志性项目的落地，随着前期收获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和良好的前景，信心和参与热情不断高涨。因此，我们在提出“中国方案”时，后续要跟进细化的方案和落地的计划，用客观效果回应主观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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