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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蚌埠三中的高三学生在微博上称，2016年元月25号，一老人走路时摔倒，他上去扶时被老人抓着不放，后被起诉到法院。4月28日庭审老人一家眼看要败诉，就来到蚌埠三中门口纠缠。（5月2日中国青年网）
学生好心救人却被诬陷，被救的老人在要败诉的时候又来纠缠，这在打谁的脸？近年来，“好心救助反遭诬陷”事件并不少见，去年11月，一位主播深夜好心救人，伤者也咬定是她撞了自己。12月，山东小伙好心救同事自己却牺牲，事后还被同事诬陷“为情自杀”。这类事件透露出的正是 “好人没好报”的社会现象。
在此类事件发生后，往往会遭到舆论的谴责，网络尤甚。我们并不否认舆论谴责的现实效果，但是，处在浮躁的社会背景下，“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功利有了市场，我们的道德面临整体滑坡。而舆论效果与道德的高低有着莫大关系，在道德滑坡的情况下，舆论已经遏制不住一些人内心私欲的增长。所以说，用道德来缓解“好人没好报”现象，难免会留下无力感。
而道德是高一层的规范，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当道德不起作用时，我们能怎么办？我们只能去考虑法律，研究法理现状来探求解决方法。
针对“好人没好报”现象，深圳曾出台规定，明确助人者不用自证清白，举证责任由被救助人担负；如果被救助人无法举证，将要承担相关费用；如果查实是诬陷的，要向救助人道歉和赔偿损失，严重的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法规实施后，并没有遏制住不良风气。重要原因在于其只是地方立法，普及性和权威性不强，普法宣传也不够。而且把对象对准“讹人”者，范围局限，过于片面，对于其他具体现象，没有具体规范，比如把这个被同事诬陷“为情自杀”的案例放在深圳，岂不是无法可依了？
不仅是地方立法有问题，我国《刑法》也存在漏洞。 根据我国《刑法》，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现实中大多伪证罪案件未被追究或敷衍了事，尤其是“好人没好报”现象。由于全国还没有统一的可依据的具体法律来保障，刑法的规定又比较宽泛并且没有得到有力执行。再加上实际中现场证据难获取，各类情况原因不同，原因尺度有差别，使其在操作中难以判定，这就使得“好人没好报”现象的法理模糊在现实中得以普遍存在。
现实中的法理模糊不仅让好人缺乏法律安全感，滋生不敢、不愿救助心理，也为畸形的利己主义者提供宽松的法律环境。这样下去，只会动摇高一层的道德，让“好人没好报”现象更猖獗。
当“好人没好报”现象成为一种严峻的社会问题时，更需要法学家们去思考法律的介入和应处方式，结合实际的进行制度设计。考虑并兼顾到“好人没好报”现象的各类具体情况，寻求它们之中的共性，探索全国层面的统一立法，来保证权威性。要对“诬陷”的程度进行科学的判定，对各类情况的惩罚做出具体裁定。在完善法律后，还要做好普法工作，加强宣传，并强化法律执行，将其贯彻到社会实际中，让公众知法、用法，让法律有效、有力。只有兼顾这两者，并且前后承接得当，才能让模糊的法理逐渐变得清晰。
我们要知道，当道德往低走时，我们靠着法律，反之，当法律往高走时，法理会明晰，道德就会跟着提升。自下而上的“变革”虽然漫长艰难，但至少抓得住病根，是一条看得见光明的路，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稿源：荆楚网
作者：王彬（浙江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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