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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认为，日本变法全靠“俚歌与小说之力”，所以“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称儿童文学为“文艺复兴之先河也”。
梁启超写过很多儿童诗，还翻译过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此后林纾、周桂笙、包天笑等为改造国民性，也译了许多西方童话。
学人持续鼓噪，提高了人们对童话的期待，但当时翻译的童话偏重现实需要，多是半译半作。如1914年，刘半农将安徒生的名作《皇帝的新装》译成“滑稽小说”《洋迷小楼》，主角成了“自海外游学归来”“满身沾满羊骚臭”的“洋迷”，最后他光着身子出门，被人笑话，还硬撑道：“这是西洋新发明的织物，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哪有看得见的资格呢。”
刘半农曾以无洋文凭而自卑，在引言中，他写道：“参以我国习俗，为洋迷痛下针砭，但求不失其真，非敢以推陈出新自诩也。”
朱自清说：“晚清译坛虽然没有儿童文学意识，但却在不知不觉之间翻译了一定数量的西方儿童文学或与儿童文学关系密切的作品，这些译作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悄悄润泽着……中国文学园地。”
孙毓修对童话有较清醒的认识，提出“理想过高，卷帙过繁之说部书，不合儿童之程度也”，应“推本其心理所宜，而盛作儿童小说以迎之”。
孙毓修每编完一卷“童话丛书”，便请总编高梦旦携回家中，“召诸儿而语之，诸儿听之皆乐，则复使之自读之。其事之不为儿童所喜，或句调之晦涩者，则更改之”。
如此“创作”失于简单
“童话丛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使用“童话”一词。周作人认为取自日语，从文献看，日语中“童话”早于中国一百余年，但也有学者认为，孙毓修不懂日语，此为他自造词。
周作人是童话早期倡导者，他对孙毓修“开山祖师”的地位极不认同，但日本学者新村彻认为：“真正意识到儿童，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读物是从1908年开始出现的，那就是孙毓修编、译、校，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童话丛书’。”
对于开创之功，孙毓修自己却不太重视，他曾说：“意欲假此以为群学之先导，后生之良友，不仅小道，可观而已。”他后来对茅盾说，自己是“版本目录学家”，将童话视为末艺。
孙毓修编写“童话丛书”的办法失于简单，据商务印书馆老编辑谢寿长回忆：“见他（指孙毓修）的案头有许多西文杂志，特别是伦敦出版的《少年百科全书》……每月一期，一齐堆满孙老案头，我随手翻阅了一下，才明白孙老前后编写的许多作品，凡关于欧美的故事、史话、古典文学、科学常识等一类的东西，几乎完全取材于这些刊物。”孙毓修的“创作”只是每篇前加一个楔子，点明本篇主旨，犹如宋话本。
谢寿长曾模仿孙毓修的方法也“写”了一篇“童话”，果然被孙发表。其实，孙毓修也有一些童话改编自中国古代传说。
茅盾为何对孙毓修不恭
茅盾晚年表示：“70年前，商务印书馆编译的童话如《无猫国》之类，大概有百种之多，这中间五花八门，难道不适合我们这时代的儿童吗？何不审核一下，也许还有可以翻印的材料。”但在《回忆录》中，茅盾对这位昔日领导却表现得颇为不恭。
一方面，孙毓修英语不太好，在商务印书馆发展缓慢，致有怨言，加上一度误认为茅盾是张元济的亲戚，有所警惕；另一方面，孙毓修与茅盾是两代学人，观念上有冲突。
据茅盾记，孙毓修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年约五十（其实当年孙才45岁）多，是个瘦长个子，有点名士派头。他是前清末年就在商务编译所任职，是个高级编译。他似乎又有点自卑感；后来我才知道这自卑感来自他的英文程度实在不算高。”
孙毓修将已译了几章的《人如何得衣》交给茅盾，茅盾发现竟是骈文，偏离原文较多。茅盾按孙的文风译完，孙竟不作校勘，直接付印，并称“本馆所出的译本，向来不对校原作，只要中文好，就付印”。署名时，孙毓修想加上自己的名字，茅盾觉得反正不是文学名著，便说：“只用你一人的名字就好！”孙又惊又喜，说：“好，就这样办。”
茅盾入馆半年后，工资从30元涨到36元，孙毓修说：“他们欺侮你年纪小，我去为你说说。”但接下来却发牢骚说，自己为商务做了不少事，熬了十年，月薪仅百元，别人什么事都不干，有后台，工资却比自己高。
“小渌天”藏书最终星散
孙毓修对茅盾有提携之恩。“童话丛书”稿费高，每篇“数十元”，谢寿长“很是羡慕”，只能投稿给高梦旦，让高去和孙说，茅盾却先后在“童话丛书”上编写了17册，共计27篇，这是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孙毓修对茅盾整理出版《中国寓言初编》给予了大力支持，茅盾因此书而成名。
然而，孙倾心的目录学，茅盾不感兴趣，茅盾喜欢的新文学，孙也不感兴趣。所以在茅盾眼中，孙只是一个“寓”、“喻”不分的旧文人。
除了“童话丛书”外，孙毓修还主编过《少年杂志》等，被赞为“在五四前的十年中，（孙毓修）使中国儿童能够汲取异域文化养料，享受外国儿童文学的一些优秀作品，这是不应忘怀的劳作”。孙还编撰了《常识谈话》、《少年丛书》、《演义丛书》、《模范军人》和《新说书》等科普读物。
孙毓修后主编《四部丛刊》，这套书被称为“小四库全书”，是我国二十世纪新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丛书，保留了一些珍本善本。
孙毓修喜藏书，极盛时，“小渌天”有上万种古籍。
1923年1月23日，孙毓修因脑溢血突然病逝，年仅53岁。
孙毓修的儿子孙贵定自费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曾写成《旅欧日记》，在《少年杂志》中发表，谢寿长说“当时我尚在尚公小学读书，很爱看它”。
孙贵定是著名教育家，曾在厦门大学任教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学新闻系。据黄裳先生的文章，孙氏后人上世纪50年代初仍住在上海瑞金二路，“小渌天”最后一批藏书即从这里散出。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