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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毛泽东有过两次评价。一次是１９４５年２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毛主席说：“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她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另一次是同年４月，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主席再次强调：“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长征时期唯一存在的较稳固根据地
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较为完整和稳固的根据地，是红军得以在此落脚的先决条件。这块根据地之所以能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坚持下来并发展壮大，是因为：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过程中，强调学习井冈山经验，抵制“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干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西北实际相结合，按照客观情况决定政策、独立处理重大问题，发挥人民战争优势，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机动战略战术，使根据地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壮大。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陕甘根据地的革命者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深入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坚决支持，刘志丹被誉为“真正的群众领袖”、习仲勋被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敌人统治分散薄弱。陕北地处偏远，地瘠民贫，国民党蒋介石对陕甘苏区并不重视，没有像对待南方各苏区一样发动大规模“围剿”。在主力红军到达之前，国民党及其他军阀部队也曾进行过几次“围剿”，但规模大的也就只有几万人。
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红军长征是在无法打破国民党重兵“围剿”的不利形势下，为了生存而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
新的落脚点在哪里成为各路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需要探索和回答的主要问题。
党中央做出落脚陕北根据地的决策，经历过一段周折。
中央红军最初计划到湘西同红２、红６军团会合。湘江战役后，面对张网以待的敌人重兵，决定转兵贵州，在川黔边地区创建新苏区。遵义会议后，改变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才在两河口会议上做出了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
中央红军早就知道陕北有红军，但是对于陕北根据地的详细情况知之甚少。如果陕北红军没有稳固根据地，经过艰苦长征的中央红军又怎么立得住脚呢？
１９３５年９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到达哈达铺后，从缴获到的几份报纸上了解了陕北的情况。报纸提到，陕北有几十个县都被“赤化”了，那里的红军及地方武装加起来达到了数万人。同时，考虑到陕甘根据地北连毛乌素沙漠、东有黄河天险、西临六盘山，有利于红军摆脱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并且距苏联和外蒙古较近，因此，党中央最终做出了落脚陕北的决策。
抗日斗争的前进阵地
１９３５年５月，驻华日军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调集大量军队入关，１１月策动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蒋介石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一方面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并接受日本“华北特殊化”要求，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另一方面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镇压抗日救国运动，调集重兵继续“清剿”红军，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和红军落脚于紧邻华北的陕甘根据地，使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抗日救国”由“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政治主张，变成了现实的军事部署，使党和红军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赢得了全国人民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的理解支持，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陕北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投身伟大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前进阵地。
近代以来，南方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陕甘根据地的创建实际上只是南方革命风暴中心的涟漪。但当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相继到陕北落脚后，中国革命的重心就相应实现了由南方向北方的转移。此后经过东征西征战役，陕甘革命根据扩大为陕甘宁边区。党中央以陕甘宁边区为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在统一战线旗帜下，领导各个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对日斗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里制定，人民军队从这里出发。党和人民军队赢得了更广大人民的支持，人民军队也在对日作战中不断成长壮大为能够同国民党军队全面抗衡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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