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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在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广州日报记者郑婕摄
原文标题：“写不写夫家痛点 纠结了很久”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发关注本报记者专访作者、广东金融学院教授黄灯
深对话
春节期间，一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触动了很多人，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和热议。文章的作者是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副主任黄灯，她讲述了回乡的见闻，从农村儿媳的视角，叙述了丈夫家庭的变迁与命运，梳理出农村代际贫穷轮回、城乡二元结构、留守儿童爱的缺失、农村老人养老、资本入侵等问题。黄灯并不断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黄灯说，作为一个儿媳，同时也是一名学者，她写作的心情非常复杂，“没法用一种纯文学的语言释放情感，又没能力从三农专家角度给他们提供一些出路。”
在梳理出问题的同时，黄灯从反馈中也看到，身边的一些行动者正在改变农村的现状，“其实大部分人，他好像也在等待一些机遇，他也愿意用行动来做一些事情（改变农村），我觉得现在这种人越来越多了，也还是蛮欣慰的。”
黄灯说，“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
在文章中，她讲述了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夫打工，侄儿、侄女成为留守儿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带着老家一帮青壮年劳动力干活，赚了不少钱。
之后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由于四姐夫承包工程的工程款被拖欠，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四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另一件打击更大的事就是妹妹出家，一个美满的家庭因而破裂。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
农村经济结构薄弱
广州日报：因为没有领到拖欠的工资，四姐夫他们家从辉煌到没落了，这是不是也能够反映说在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是非常单一和脆弱的？
黄灯：非常脆弱。像我四姐夫，他是个包工头，他赚到钱，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能够赚到钱。然后他突然垮掉，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尽管他们有时特别辉煌，我就担心，这种日子到底能不能持续？有什么保障？
广州日报：那他脆弱的原因是什么？收入太单一吗？
黄灯：收入肯定是很单一，像他（四姐夫）以前做工程的时候，就完全通过工程得到一些收入。业务好，他得到的报酬多，这是最好的结果了。但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像他那种工种，很多人是不能够按时收到工钱的，这个情况太普遍了。我这边很多亲戚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堂弟，在外面有7万元的工资都收不回来。
广州日报：妹妹出家对这个家庭打击特别大，当时就不明白她这样做的一个原因，现在知道了吗？
黄灯：不知道，一直没见过她，她也不愿意说。
广州日报：这也引申出对农村信仰危机的讨论，您认为农村这个信仰危机的原因何在？
黄灯：其实农村以前也没什么信仰，依靠一种传统的人伦在维系，人伦替代了信仰的功能。但现在人伦崩溃得太厉害了，经济对人的渗透太强了，就是一切向钱看的意识。
黄灯在文章中分析，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
“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黄灯说，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的前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事实上的轮回；同时，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社会游资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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